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名字与战后时期的反殖民斗争密切相关，他的主要著作《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经常被引用为世界各地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手册。在这篇文章中，荷黑·马丁将真正的法农与他的后殖民诠释者区分开来，并解释了他的想法的优点和缺陷。（本文原文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季刊第45期，译者：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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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法农的《大地上的受苦者》非常有名且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大学里。人们普遍认为法农及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殖民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但是这种论调的提出者往往是既没有读过马克思也没有读过法农的人。
但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法农的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必须研究《大地上的受苦者》的写作背景，并将法农书中提出的观点与后来发生的事件进行比较。而这样的研究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大地上的受苦者》虽然包含了不少非常有趣的见解和警告，但它也包含了一些错误的革命策略观点，无法为今天的革命者提供前进的道路。
早期影响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于1925年出生于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该岛至今仍是法国殖民地。法农出生在一个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的家庭，这使他能够接受适当的教育。他在一所私立中学接受了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的教育：自由、平等、博爱。他仰慕法国文学经典、法国启蒙运动作家和法国大革命。这些塑造了他早期的想法。法农还受到他中学（lycée）的一位老师艾梅·塞泽尔（Aimée Cesaire）的影响，她和他这一代的许多其他黑人知识分子一样加入了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1940年，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其殖民地被分为支持以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为首的纳粹合作“维希”（Vichy）政权的领土和支持以戴高乐（De Gaulle）为首的“自由法国”的领土。1943年，17岁的法农逃往多米尼加（Dominica），试图加入“自由法国”的军队，但失败了。1944年，他横渡大西洋，登陆摩洛哥，后来作为戴高乐军队的一部分前往阿尔及利亚。
通过在军队的经历，他很快意识到他所理想化的那个开明、民主和平等的法兰西共和国与现实并不相符。他可以看到，即使在法国军队内部也存在种族主义、歧视和偏见。士兵按照种族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单位。
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马提尼克岛。1945年，他参加了艾梅·塞泽尔（Aimée Cesaire）竞选共产党代表的活动。
对精神病学的研究
1946年，法农前往法国完成精神病学学业。他的书《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最初是作为他的学位论文被提出的。但它被拒绝了，然后作为一份单独的作品被出版。许多人试图深入阅读这本书，就好像它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一样。事实上，它其实是在试图分析种族主义对被压迫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思想的心理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它在后现代学术界非常受欢迎，后现代学术界喜欢任何晦涩难懂且主要涉及心灵的东西。
今天许多人说法农的立场取决于“思想非殖民化”（decolonise the mind）的必要，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如果你读过法农实际所写的内容，他其实认为人们的改变是通过直接的革命行动来达成的，只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暴力起义才能改变作为殖民地臣服者的人民。这与当今后现代或“后殖民”学术界所呈现的恰恰相反。
学业结束后，他在法国圣阿尔班（Saint-Alban）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在那里，他成为导演弗朗西斯科·托斯凯勒(Francesc Tosquelles)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后者曾是西班牙革命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成员，后来被流放到法国。
托斯凯勒认为，人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精神病患者，也不应该仅仅根据大脑中的化学和心理过程来治疗他，而是应该将患者视为一个社会人；必须考虑患者的环境和背景，不仅是为了诊断他，也是为了治疗他。这种方法对法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精神病学中关于所谓“北非综合症”（North African syndrome）存在的主流种族主义方法提出了挑战。
1953年，法农出任阿尔及利亚布利达-茹安维尔（Blida-Joinville）一家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这里不被视为殖民地，而是法国本土的一部分）比在法国本土更容易获得这样的职位。
阿尔及利亚战争
1945年，随着纳粹投降，阿尔及利亚各地爆发了争取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示威活动。这些人遭到残酷镇压，特别是在塞提夫（Sétif）、盖尔马（Guelma）和凯拉塔（Kherrata），那里有数千甚至数万阿尔及利亚人遭到法国军队和武装定居者的屠杀。
可耻的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都站在法国政府一边，将阿尔及利亚抗议者描述为“暴徒”和“法西斯分子”。法国共产党（PCF）的一名成员是空军部长，负责对民族主义抗议者进行空中轰炸，法国共产党于1956年支持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享有“特殊权力”。这将永久切断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之间的任何联系。
在殖民政权的打击下，解放运动本身在暴力问题上分裂，一个更加激进的阶层最终形成了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1954年11月1日，“民族解放阵线”对法国殖民基础设施进行了一系列袭击，这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
法农于1955年通过医院的朋友和熟人联系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FLN）。最初，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医院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提供医疗和庇护，但很快情况就变得难以维持。1956年1月，他写下了作为医生和医院院长的辞职信并回到法国，然后又去了突尼斯，那里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海外基地之一。
在突尼斯，他已经是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并成为民族解放阵线党报《圣战者》（El Moudjahid）的编辑之一，在那里他撰写或共同撰写了许多主要文章，但这些文章均未署名发表。他还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Algerian Republic, GPRA）驻加纳大使。他以此身份参加了非洲国家的几次会议，对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局势有了第一手的印象。
1960年底，法农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并被告知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在尝试治疗失败后，他于1961年12月在美国去世，享年36岁。
这设定了《大地上的受苦者》的写作背景，时间是1961年春夏。法农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想以书面形式留下一些关于他在非洲所见所闻的最后想法，他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经验以及其他类似运动可以从中汲取的教训。
事实上，这本书不是法农亲自写的，而是由法农口授的，这从文本风格上就可以看出。它没有包含太多参考文献，也没有太多引文。这只是一个垂死之人的口述原文，他绝望、愤怒，希望就自己真正担心的事情留下文字记录。这本书的原始性格和强有力的语言对当时的其他革命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运动。但对于任何革命者来说，有必要区分法农书中的正确与错误。
国际主义
该书的书名取自《国际歌》法语原版歌词“Debout les damés de la terre”（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然而，法农并没有直接取用《国际歌》，而是通过海地诗人雅克·胡曼（Jacques Roumain）的诗《听着，殖民主义者!》（Sales negres）——他也是海地共产党的创始人。《听着，殖民主义者！》写于1945年，是一首关于殖民地人民与先进国家工人一起反抗的诗，它使用国际歌的歌词作为反抗的口号，以结束银行家和资本家的世界：
告诉你们：太晚啦！
就连我们的铜锣
也学会了
《国——际——歌》！
现在，我们自己规定了节日，
这节日属于我们——
肮脏的黑人，
肮脏的印第安人，
肮脏的印度人，
肮脏的越南人，
肮脏的阿拉伯人，
肮脏的马来亚人，
肮脏的犹太人，
肮脏的工人！
今天，我们挺起了胸膛，
我们——全世界受苦的人，
我们——铁面无私的审判者，
我们在进攻，
冲向你们的银行和兵营！
我们在前进，
高举着千万把送丧的火炬！
为的是
彻底地，
永远地
埋葬这个
压迫黑人，
压迫黑——人，
压迫肮脏的黑人的
世——界！
法农也谈到了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与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的观点相反，法农并不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能发挥革命作用。他痛苦地抱怨法国左翼和民主人士，特别是社会党和共产党，没有履行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职责，例如在他著名的信《法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人与阿尔及利亚革命》（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ts and the Algerian Revolution）（作为三篇文章组成的一个系列在《圣战者》报纸1957年12月1日、15日和30日发布）：
“殖民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愿望。这种态度基于非常重要的理论考虑：……征服国的工人阶级与被征服和被统治国家的总人口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译者译)
这封公开信的结尾明确呼吁法国左派，将法国人民争取生存条件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与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民族解放阵线向法国左派、法国民主人士发出呼吁，要求他们鼓励法国人民针对法国生活成本上涨、新税收、对民主自由的限制而进行的每一次罢工，所有这些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直接后果。民族解放阵线要求法国左翼加强传播信息的行动，继续向法国群众解释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特点、推动这一斗争的原则以及革命的目标。民族解放阵线向有勇气拒绝拿起武器对抗阿尔及利亚人民、目前已入狱的法国人致敬。这些例子必须成倍增加……[1]（译者译）
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他补充道，解放人类的任务，“全人类，将在欧洲人民不可或缺的帮助下完成”，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决定“醒来”并震动自己。”[2]（译者译）
资产阶级的角色
在整本书中，法农非常关注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这是本书的优点之一。他形容民族资产阶级是奸诈的；他说，永远不应该允许它掌权，因为如果它掌权，它将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的唯一目的是用自己的统治取代帝国主义统治。法农认为，它不具有资产阶级曾在历史上于西方等地拥有（和失去）的革命特征。在所有这些方面，他是完全正确的。
法农是根据经验说的。作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GPRA）的代表，他在其访问的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并得出结论：“但普遍可以见证到的是，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对落后国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而言，独立并不带来立刻的变化”。[3]
法农解释说：
“他们毫不引以为耻的、称职的充当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以此沾沾自喜。这个利字当头的角色、这个收入微薄的职位、这种目光如豆、这种缺乏壮志雄心，象征着国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发挥它身为资产阶级该发挥的历史作用。……殖民地国族资产阶级在它的最初阶段，自我认同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结尾。千万不要认为它快速超过各个阶级。事实上，它是由结尾出发，它从未经历青春期的惊涛骇浪、大胆无畏，且在唯意志主义的那些时候就已经衰老了。”[4]
从这个前提出发，法农得出了非常尖锐的结论：“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出生存和兴旺的条件”。他补充道：“五十多年来，当人们在提到落后国家历史时，所问的一个理论的问题，就是关于资产阶级阶段能否被跳过，这个问题，应该在革命行动的层面上来解决，而非通过推理。”（译者注：摘自中马库《大地上的受苦者》译本，第三章：国族意识之厄运，“真正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一节）
虽然法农在这里似乎拒绝理论的作用，但他的结论却很明确：“事实上，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的历史中是个无用的阶段。”[5]他坚持说：“我们再重述一次，必须强烈和毅然决然反对国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特权阶级的出现”。[6]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正确。他的这些结论并不是通过任何理论研究得出的，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的。这份对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层的控诉写于1961年，即阿尔及利亚独立前不久。很可能法农指的不仅是他在其他非洲国家看到的情况，还指的是他在民族阵线本身中看到的情况——小资产阶级分子登上了运动的顶峰，他们已经在相互瓜分战利品，但毫不关心曾完成了整个斗争壮举的大地上的受苦者。
事实上，法农在这个问题上（民族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中的作用）的立场，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以及共产国际1920年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及1922年通过的东方问题的提纲中阐述的立场很接近。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坚持认为，落后和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会、也不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任何进步作用。相反，他们解释说，被压迫群众应该以工人阶级为首夺取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
正如列宁所说：“共产国际……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7]
但法农的殖民革命观与列宁、托洛茨基提出的殖民革命观有重要区别。这亦是《大地上的受苦者》缺陷最为明显的地方。
工人阶级
该书的主要弱点之一，是法农并未从对阿尔及利亚社会及其历史的详细的科学性分析开始着手。法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很明显他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他认为“每当讨论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总是应该稍微放宽些”。（译者注：摘自第一章，中马库版本）
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的“稍微放宽”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根本背离。他的理由是：“当我们快速审视殖民脉络时，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这个世界的，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的事实。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结构同时也是上层结构，原因即结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成为白人。”[8]
这种对殖民社会采取种族取代阶级的分析使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不会失掉什么，却应该赢得一切”。[9]基于此他补充说殖民地的浪人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也是革命性的：“于是，拉皮条的、流氓、失业者和普通罪犯就像坚定的劳动者那样，从下而上的投入解放斗争”。[10]尽管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浪人无产阶级也可能被殖民者反动派利用：
“殖民主义也会在游民无产阶级中找到一大群差遣部队。因此，任何国族解放运动都不可忽视游民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总是会响应起义的号召，但如果反叛的领导者们认为忽视这些群众就能发展起义，那么，浪人无产阶级也将投身战斗和参与冲突——但他这次会站在压迫者那一边。而压迫者绝不会错失时机，去挑拨黑人互相吵架，将会极其娴熟地利用浪人无产阶级的无知和不理解的弱点。如果这支可用的人力储备队没有被起义部队尽速预先组织起来，那它将会发现自己竟如同雇佣兵般为殖民者那一边战斗。”[11]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领导的共产国际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包括落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即它们在参加民族解放总运动的同时，必须从一开始就独立地组织起来。
而法农的理论则是，像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它是一个特权阶层，殖民社会依赖于它而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工人们有维护殖民主义的相关利益，因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们不能被信任或依赖：
“诚如我们几次指出，在殖民地内，无产阶级是被殖民者中最受到殖民体制爱惜的核心。城市里萌芽的无产阶级，相对获得优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没什么好失去的，还可能赢得一切。在殖民地国家，他却可能失去一切。的确，他是被殖民者中，那代表了就殖民地机构的正常运转而言，不可或缺或无法代替的一部分：包括（电车售票员）、出租车司机、矿工、码头苦力、通译、护士等等。这些人构成了国族政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由于他们在殖民体系内占特权地位，因而构成了被殖民者当中「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2]
法农关于不同阶级在落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在包括阿尔及利亚本国在内的许多不同国家内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是的，当时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很小。但在俄国革命时，俄罗斯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很小，但布尔什维克却以工人为基础领导了一场成功的革命。
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好战的共产主义传统。这里只用举一个例子，1950年，就在法农写下这些段落的10年前，法国码头工人罢工反对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运送武器。这场由法国总工会（CGT）发起的运动实际上始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它先于法国本土的港口开始罢工。在那里，2500名码头工人使港口完全瘫痪，导致战争武器无法运输。为了回应警察的残酷镇压，运动扩大为全镇的全面大罢工，斗争持续了数周，殖民当局无力镇压。[13]
于是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如此了不起的例子，来说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是在落后的殖民社会中也是如此。一小群工人利用他们的力量瘫痪了经济的关键部门，然后团结广大人民支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一场政治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些就是法农所说的“殖民地人民中的资产阶级部分”！
即使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也发生过多次重要的总罢工。1956年7月，民族解放阵线号召不仅在阿尔及利亚、而且也要在位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中举行全国总罢工。罢工不仅在工人中，而且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都有大量的追随者，包括商店和小企业的关闭、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参与等。
1957年，阿尔及尔之战失败后（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的同名电影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描绘），民族解放阵线召起了一场为期八天的全国罢工，这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瘫痪。这次罢工主要由工人阶级领导，但也有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的参与，这显示了工人的巨大力量和解放运动的广泛支持。
可这些行动的问题在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层认为工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在联合国谈判中获得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并把自己标榜为在所谓的“国际社会”眼中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层从来没有将罢工运动视为准备和组织工人阶级力量进行大规模革命起义的方式。
工人阶级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当时法国约有30万阿尔及利亚工人，他们在大工厂工作。雷诺比扬古工厂（Renault Billancourt factory）有2000名阿尔及利亚工人，他们主要集中于工资较低的岗位，例如铸造厂中他们约占劳动力的60%。这部分工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罢工和资助运动，他们在1961年10月17日巴黎示威活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那场运动中数百人在警察镇压中丧生。
对20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而言，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即便如此，工人阶级也可以而且应当在任何革命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工人阶级在相似的条件下受到同一个老板的剥削，从而能够发展集体意识。第二，因为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都拥有停止生产、使社会停顿的力量，而这是农民和浪人无产阶级所没有的力量。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都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正是使资本得以积累的机制。
其他阶层也可以在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提供独立的领导，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殖民地的傀儡资产阶级。
一切历史都证明，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没有能力发挥独立的作用。这是出于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非常异质的，它由不同的阶层组成，从无地农民到小农，再到雇佣农业工人的中农和富农。这意味着一些农民实际上剥削了其他农民。其次，农民观念的主要特征是拥有土地的愿望，这可以概括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这意味着农民发展出来了一种个人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与他自己的个人财产问题密切相关。最后，即使革命运动在农民军队的帮助下夺取了城市的政权，农民自己也必须返回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无法掌握权力。
暴力
法农在书的一开始就谈到了暴力，他在一件事上是非常正确的：被压迫者的暴力不能与压迫者的暴力相比较或等同。人们必须认识到，被压迫者的暴力是几十年来残酷镇压、细小伤害和压制民族感情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但他对暴力的看法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首先，他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将暴力描述为一种必要的宣泄体验：“对被殖民民众而言，这暴力，正因为它构成了他们唯一的工作，因而也就具有积极和创造的特点。既然每个人都变成巨大暴力的一环……就个人层次而言，暴力有解毒作用。它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绝望和无力的态度。它使人民变得大胆，亲眼看到自己恢复尊严。”[14]
这种对暴力作用的夸大也许反映了法农作为精神病学家所受的训练，暴露了法农分析中的严重弱点。毫无疑问，在革命和集体行动过程中，被压迫者的心态变化有助于揭示群众运动的力量，并建立对其自身力量的信心。这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杀死殖民国家的特工或引爆炸弹。
法农对阶级分析的不一致应用也导致他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他对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角色提出了正确的批评。然后他谈到说，问题在于塞内加尔（Senegal）等国家实现独立的方法。法农解释说，在那里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谈判和妥协实现的。独立是由前殖民宗主国的承认所得来的，这就是它的错误所在。
他认为，如果取而代之的是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和赶走殖民主义者，那么进行了武装斗争的“人民”在夺取政权后仍然可以控制运动，而不会允许资产阶级来接管。“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即使人民由于迅速的去殖民而被解除动员，人民还是有时间看到解放是大家的事业，而不是领袖的特别功劳……当群众在暴力中参加了国族解放时，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自称‘救星’。”他说：“人民的觉悟受到暴力的启发，反对一切和解。”[15]
阿尔及利亚将证明法农是错的。在1962年获得独立后，阿尔及利亚革命经历了最初非常激进的阶段：土地占领、工厂占领和工人自我管理以及工业国有化。然而很快，1965年布迈丁政变（Boumédiène coup）和官僚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建立就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这正是法农所警告和想要阻止的。
阿尔及利亚革命是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才发生的，但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同样的堕落的发生。关键问题不在于争取独立斗争中使用暴力的程度，而在于领导层的阶级特征和纲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主要在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它们放弃了明确的列宁主义立场。
理论有缺陷就会导致实践错误，法农在担任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大使时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当时，法农正在与非洲大陆各地的不同团体打交道，这些团体正在向阿尔及利亚人寻求帮助以进行斗争。在安哥拉，有两个此类团体与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联系。一个是奥尔登·罗贝托（Holden Roberto）的安哥拉人民联盟(UPA, Union of Peoples of Angola)，另一个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 Movement f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of Angola，又简称安人运)。
法农没有关注他们的政治、阶级内容或任何其他此类因素，反而是只专注于一件事：两个团体中哪一个想要尽快开始武装斗争。安人运希望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在几个城市内建立基地。这导致法农选择了两个中最差的一个：奥尔登·罗贝托（Holden Roberto）的安哥拉人民联盟（UPA）。[16]
这个以部落为基础的组织当时已经接受了美国的资助，后来成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成为安哥拉独立后内战期间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它得到了美国、中国和扎伊尔（译者注：刚果民主共和国旧城）反动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的支持，并在著名的奎托夸纳瓦莱战役（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中与反动且残酷的安盟（译者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并肩作战，且它对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反对安运和古巴人。在法农的批准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下，安哥拉人民联盟于1961年从刚果发动了一场拙劣且准备不足的对安哥拉的武装入侵，而这也导致了灾难。
如果你以暴力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你一定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总会有一些组织出于各种错误的原因而支持暴力，他们的观点和政治都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农最终支持了一个也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组织，几年后该团体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站在了同一边。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法农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也极为困惑。是社会主义吗？还是资本主义？关于这个问题，他在整本书中说了不同的话，而且自相矛盾。他在某一处说：“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全面倾向人民一边的，建立在人是最宝贵的财产的原理基础上的制度，才能使我们更快的、更加和谐的向前走。”[17]但他在另一段话中说：“殖民主义及反殖民主义这个似乎根本性的对决，甚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决，都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今天重要的是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18]但如果你回避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你又如何能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呢？
然后他补充道：
“落后国家应该致力让自己固有的价值、方法和特定的风格问世。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不论其代价是什么——并不是在其他大陆及其他时代的人已界定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作选择。”[19]
所以，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与20世纪中叶的阿尔及利亚无关，就好像那是19世纪欧洲的问题一样。除了这个“错误的选择”之外，他还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创立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在斯大林主义苏联外交集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外交集团斗争的背景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并尝试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这与当今流传的一些关于“多极世界”进步特征的想法类似。但我们必须强调，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并不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也没有任何进步内容。它们涉及各种不同的国家。有些国家，如南斯拉夫，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但另一些国家则是反动的半封建君主国，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摩洛哥，其中一些国家甚至与美帝国主义密切结盟。这原来就是“错误地只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做选择”的替代方案！
当然，法农政治思想的某些局限性源于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斯大林化的法国共产党背叛了阿尔及利亚革命，苏联不是在传播世界革命，而是主张“和平共处”。这并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提议，法农正在寻找某种第三种方式。
不幸的是，这导致法农得出了一些极其天真的结论。他在书中认为，殖民地国家必须通过暴力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然后让帝国主义国家相信，允许和帮助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发展符合它们的最佳利益：
“西欧各国发挥自私和邪恶，迫使第三世界实际上被抛弃或倒退，被迫停滞不进，因此落后国人民觉悟要发展集体的自给自足体制。西方产业将很快失去海外出口，机械如山的堆积在仓库里，欧洲市场即将展开一场金融集团和托拉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工厂倒闭、解雇和失业将导致欧洲无产阶级发动一场反资本主义统治的公开斗争。这时垄断集团才会觉悟到他们的利益就是帮助、大量帮助，不附太多条件的帮助落后国家。……
“相反的，我们应该告诉资本主义国家并向他们说明，当前的根本问题不是他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战争。应该立即结束这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冷战，停止世界的核武化准备，慷慨的投资和技术援助落后地区。”[20]
扭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大地上的受苦者》至少有两点是很有力且非常重要的。第一，对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和警告。其次，非殖民化只能由群众自己在革命中成功地实现。这反映在以下事实上：法农是一位来自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决定投身于他所在国家的斗争，并捍卫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反抗压迫者所施加的暴力的权利。
但尽管这本书为受帝国主义统辖国家的革命战略提供了有用贡献或蓝图，它仍然包含许多混乱的陈述和其他明显错误且适得其反的陈述。
此外，法农已经被大学里的学者们毁得面目全非。法农在这些地区非常受欢迎，他们拾取法农所说的最晦涩的方面，扭曲他的想法，将其颠倒过来，使它们变成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并且与法农实际上所说或所做的几乎没有关系。
仅举一个例子；加拿大一所大学的某群学者在2020年组织了法农研讨会，并撰写了有关“法农的地理学”（Fanon’s geographies）一文：
“在他的文本中，法农是地理知识的仲裁者，这种位置为他提供了一种制图般的精度，同时既坚持又瓦解了殖民性……法农的地理学不能被理论化为封闭的或包含的。他的作品可以被分享、讨论和协作实践，这种容量带来了一种跨学科和开放的地方性。”[21]
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词的意思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是故意的。
后现代去殖民主义学者如此严重依赖法农，选取他作品中最晦涩和最混乱的元素，并特别强调他关于精神病学的著作，这并非偶然。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思想的去殖民化”。他们是虚度光阴者，他们只围绕着自己内心的思维过程而沉思。
与他们相反，法农是一位革命者。他坚持要求在运动中发挥战斗作用，但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法农可以在其他方面发挥更有用的作用。法农应该以革命者的身份来被评价，我们有责任指出他的革命策略方法的缺点和优点。
前路在哪里？
今天，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已经实现了形式上的独立，但正如法农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过的那样，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广大的工农群众仍然受到压迫。
近年来，我们在埃及和突尼斯、苏丹、黎巴嫩、伊拉克、智利、厄瓜多尔等国家看到了英勇的大规模起义。英雄主义、勇气和为真正解放而奋斗的意愿从来不曾缺席。
而其所需要的是，用对清晰的理论理解来武装这些国家的革命先锋队，这些理论理解将指出前路何在，基于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革命所会采取的性质。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早期。
被统治国家只有推翻帝国主义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项任务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来完成，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意发挥任何进步作用（正如法农正确指出的那样），并且会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只有工人阶级，它使其自身成为国家的领导，才能打破帝国主义统治的锁链。民族民主任务将与社会主义任务结合起来，通过不仅征收跨国公司，还要征收当地资本家。最后，革命不能在国界内完成，而需要在其范围内实现国际化。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落后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真正自由的未来。
专栏：斯大林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的角色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可悲角色将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程和弗朗茨·法农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1941年，随着苏联站在盟国一边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放弃了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传统要求。原因是法帝国主义者当然是苏联在“民主反法西斯”方面的盟友，法帝声称阿尔及利亚独立会让他们感到不安，所以你不能这样做。
这就是当时全世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奸诈政策。这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意味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更普遍地无法对这场运动产生任何影响。
1945年5月8日，德国军队向盟军无条件投降。阿尔及利亚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举行了庆祝法国解放和击败纳粹的示威活动。在其中一些示威活动中，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人高举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旗帜，高举反对纳粹德国的口号，但也高举反殖民口号，要求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获得自由——他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历史领袖和被取缔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PA）的领导人。
塞蒂夫镇发生了一起事件。那里的警察在面对此类示威活动时，试图夺走阿尔及利亚国旗，并开枪射击，杀死了一些示威者，并引发了导向可怕屠杀的事件。在几周的时间里，在一系列城镇——塞蒂夫、盖尔马、凯拉塔——白人定居者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组织了武装民兵，开始对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进行屠杀。法国军队进行干预来“恢复秩序”，通过即决处决，对交通不便的阿尔及利亚城镇和村庄进行空中轰炸，以及使用海军炮击凯拉塔。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在法国残酷的殖民镇压中丧生，但估计有6000至30000名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官方历史中描述的这些“事件”中被屠杀。
这已经够糟糕的了。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认为，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和自由以及殖民主义的结束。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法国共产党（PCF）在这场大屠杀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当时法共是法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一部分，法共成员夏尔·蒂永（Charles Tillon）担任空军部长，因此直接负责对阿尔及利亚村庄的空袭。
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 L’Humanité ）将这些事件描述为“亲希特勒煽动者”造成的。也就是说，根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说法，正在庆祝反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并挥舞阿尔及利亚自由旗帜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亲希特勒挑衅的一部分！
5月11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在塞提夫：胜利之日的法西斯袭击”。这是一份没有评论（但有明确标题）的政府说明的复制品：“受希特勒启发的麻烦分子在塞提夫对庆祝希特勒投降的民众进行武装侵略。警察在军队的协助下维持了秩序。”
5月11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在塞提夫：胜利之日的法西斯袭击”。
5月12日，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各城市散发警告传单。由五名中央代表签署，要求“对煽动叛乱的人和领导骚乱的暴徒予以死刑。这不是报复或打击报复的问题，而是司法措施的问题。这些都是为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22]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文件中要求：“我们必须立即迅速、无情地惩罚这些骚乱的组织者，处决叛乱的煽动者和领导骚乱的暴徒”。[23]
在一些受影响的城镇，阿共当地领导人也加入了法国定居者民兵的行列进行大屠杀，尽管亲阿尔及利亚示威活动中的一些人也是共产党员。这在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之间造成了彻底的裂痕。
1956年，又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当时，法国议会投票决定赋予政府特殊权力，以应对1954年开始的阿尔及利亚叛乱，法国共产党投了赞成票。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法国共产党关于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可怕记录。法农不会忽视这一点，这使他在思想上更加远离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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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弗朗茨·法农，迈向非洲革命(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1988 年，第 76、90 页
[2] 弗朗茨·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 英文原文参考企鹅出版社 (Penguin)2001 年版本，此篇中译稿内该书引用段落均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译本，台湾·心灵工坊2009年6月出版，译者杨碧川 法文校订洪萍凰
[3] 同上，第一章：论暴力，“暴力氛围漫开后”
[4] 同上，第三章：国族意识之厄运，“国族资产阶级的过渡宿命”
[5] 同上，第三章：国族意识之厄运，“真正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
[6] 同上，第三章，“国族经验、国族觉悟“
[7]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马库译本，
[8] 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第一章：论暴力， “殖民者的面貌”
[9] 同上，第一章，“暴力，作为补偿”
[10] 同上，第二章：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游民无产阶级的兴起”
[11] 同上，第二章，”游击战起，国族倾覆”，中马库版本和英译版本出入较大，此处译者基于中马库版本且根据英译段落进行了较多调整。
[12]同上，第二章，括号内为钟意中译者据英译引文添加翻译。
[13] 参见：A Aabid，“奥兰码头工人的历史性罢工”(La grève historique des dockers d’Oran)，El Watan，2010 年 2 月 13 日
[14] 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第一章：论暴力， “暴力之创造特点与解毒作用”
[15] 同上，基于英文对中译段进行了些微修改。
[16] 同上，
[17] 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第一章：论暴力， “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18] 同上
[19] 同上，基于英文对中译段进行了些微修改。
[20] 同上，”国际资本主义的灾难”，基于英文对中译段进行了些微修改。
[21] J Aguiar 等人., “Impermanence: On Frantz Fanon’s Geographies”, Antipode Online, 2021 年 8 月 18 日
[22] J L Planche，“塞提夫和盖尔马的大屠杀”，《世界报》，2005 年 5 月 7 日
[23] In G Madjarian, 殖民问题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La question coloniale et la politiqu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1944-1947, 马斯佩罗（Maspero）, 1977, 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