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埃塞俄比亚革命50周年，这场革命最初是反对海尔·塞拉西皇帝半封建专制制度的起义，但后来发展得更远，最终在该国废除了资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本·库里（Ben Curry）讲述了这些戏剧性事件，并解释了影响革命进程的复杂过程。（按：本文发布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45期，译者：曙光，VT）
今年2月是1974年埃塞俄比亚革命爆发50周年，这场革命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结束了自称源自于《圣经》中所罗门王的800年王朝。
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不仅专制制度被粉碎，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也被粉碎。埃塞俄比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战后非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索马里，都建立了国有化的计划经济。
然而，这些政权非但没有为整个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火花，反而呈现出与俄罗斯斯大林主义相同的畸形特征。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进程发生了逆转，资本主义得以复辟。
今天，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提供任何发展或进步的前景。事实上，它使非洲之角乃至整个非洲大陆面临野蛮主义的威胁。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提供出路。像50年前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革命事件，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对于今天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革命者来说，却包含着以惨痛代价换来的巨大教训。
封建国家的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国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避免了欧洲列强的直接殖民占领——法西斯意大利的短暂占领除外。但是，埃塞俄比亚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极端的外部压力，在经济、政治、甚至疆界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现代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是在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过程中形成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由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和宗教拼凑而成的复杂国家，阿姆哈拉基督教皇帝和他的集团对其进行了极其残暴的统治，丝毫不顾及臣民的感受。
1916年，年轻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即位。塞拉西不是傻瓜，他明白要想避免被欧洲帝国直接吞并，他的封建政权就必须实现现代化，因此他开始实施改革计划。
事实上，旧贵族精英中的一部分人与他有着同样的愿景。被称为“日本化者”的他们想通过效仿19世纪下半叶日本明治时期的壮举来改善埃塞俄比亚的不发达状况。当时，日本封建国家通过复制西方的工商业做法，成功地迫使日本国内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埃塞俄比亚的“日本化者”希望在50-100年后，当世界被少数几个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所统治时，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就。
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极为滞后。到1974年革命爆发时，该国仍然极为落后，甚至比1917年的俄罗斯还要落后。
在埃塞俄比亚封建制度下，五分之四的人口是自给农。几乎所有可耕地都归贵族和教会所有。农民主要集中在较为凉爽的高原地区，他们向当地的封建贵族缴纳巨额贡赋或地租，有时甚至高达农产品的50%或更多，同时还要承担徭役和军事义务。
文盲率高达93%，平均预期寿命为33岁，人均年收入仅为60美元，是当时阿尔及利亚的十分之一——这反映在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农民甚至不使用货币。与中世纪的欧洲一样，以皇帝为顶点的传统封建军事义务金字塔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因此，贵族享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在塞拉西改革的基础上，贵族阶层逐渐被现代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取代，这些机构和军队的工作人员都是领薪的专业人员，由外国援助（战后时期主要来自美国）以及咖啡等出口经济作物支付。为了填补国家的专业职位，鼓励国内工业的增长和发展，国家还帮助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出国接受国外大学的教育。
无论人们的期望是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没能建立一个发达、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塞拉西的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关系。而摧毁封建土地关系对于结束国家的极端落后是绝对必要的。
战后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世界市场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这压垮了农民。为了摆脱在土地上因饥饿导致的慢性死亡，亚的斯亚贝巴等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但与其他半殖民地国家不同的是，外国资本才勉强刚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在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极为有限。到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城市人口约占3200万人口中的300万。但这些人口中的大多数要么是非正规部门的成员，要么是失业者，要么是浪人无产者。即使是在城市中，工人阶级也是少数。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CELU）由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但只有8万名会员。[1]
然而，尽管规模很小，无产阶级仍将在埃塞俄比亚革命中留下决定性的印记。
虽然塞拉西皇帝的改革没有成功建立起强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但一个现代官僚国家的建立使他摆脱了对封建贵族的依赖。因此，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专制者塞拉西的手中，而他所依赖的最狭隘的专制道具便是新组建的职业军队。这支军队也将在事件中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1974年2月的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席卷埃塞俄比亚，正如其所到之处无不如此。被派往欧美接受官僚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学生带着激进的思想回来，他们受到了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受到了当时在西方许多学生中流行的毛主义思想的影响。
到20世纪60年代，埃塞俄比亚已成为一个火药桶。农民起义在西达莫、戈贾姆、巴莱和其他地方爆发并被镇压。许多起义采取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
在战后时期，在联合国“独具慧眼”的指导下，前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被合并在一起，但这一切却丝毫没有考虑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意见。英勇的游击运动在厄立特里亚人中间和东部以索马里人为主的欧加登盆地不断发展壮大。
在提格雷，1943年5月的沃亚恩起义是如何被英国皇家空军从亚丁派出的轰炸机击败的，塞拉西刚刚复辟的政权又是如何屠杀农民并征收比意大利法西斯高出五倍的恶性惩罚性税收的，这些记忆在不断发酵。[2]
与这些农民暴动打交道的，以及长期驻扎在炎热、干旱、蚊虫肆虐的低洼地带（游击队就在那里开展行动）的，是薪水微薄的基层士兵。
塞拉西曾设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国家，以此来应对帝国主义的压力。但塞拉西军队中的基层士兵和下层军官对埃塞俄比亚的发展轨迹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鄙视寄生在土地上的贵族，他们靠肥沃的土地为生，却不为国家的发展动一根手指头。
早在1960年，一群军官就发动了反对塞拉西的政变，他们认为塞拉西政权是导致埃塞俄比亚落后的主要力量。政变失败，领导人被公开处决。但是，君主制的神秘色彩永远被玷污了。这仅仅是未来事情的一个预兆。
长久以来的艰巨的条件对群众来说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经济上升使统治阶级得以进行某些改革，而在所谓的第三世界，情况则完全不同。一切都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而爆发。
1973年，封建贵族从农民身上榨取巨额财富的后果与干旱相结合，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造成了可怕的饥荒。至少有20万人饿死。国家试图掩盖其罪行，但徒劳无功，饥荒的场景与同时塞拉西骄奢淫逸的，伴随着八十响礼炮和三千五百万美元开销的8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镜头拼接在一起流传开来。
同年，中东战争加快了全球经济衰退。这一冲击导致石油价格暴涨。恰如此时此刻的世界，油价的快速上涨导致埃塞俄比亚的汽油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50%。[3]
这是群众无法承受之重。工人阶级爆发了。罢工开始爆发：首先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受油价上涨打击最直接的群体之一。激进的教师和学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此，罢工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很快，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已经开始的不仅仅是罢工浪潮。这是一场革命。
除了经济诉求外，学生们还提出了抗议权和民主的政治诉求。尽管在这一阶段，学生运动完全在城市进行，但他们开始提出“耕者有其田”的重要要求。
社会动荡从这些层面蔓延到各个阶层。亚的斯亚贝巴爆发了大规模骚乱。
军队也未能幸免。基层士兵与工人和城市贫民一样生活困苦，同时也不满于常年陷于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镇暴行动。
因此兵变在反对军饷、抚恤金过低以及武断和严厉的纪律的诉求中爆发了。在一次爆炸性事件中，一名将军被士兵扣为人质。政权不得不小心行事，在这次事件中，海尔·塞拉西亲自出面解救了被俘的将军。但在获释后，这位不幸的将军又去了第二个军营，并立即再次被捕，士兵们还强行向他喂食装满砂砾的面包和被污染的水——士兵还靠着这些东西维生。[4]
几周之内，总理被迫辞职。运动所到之处，工人、学生、教师和士兵自发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在奥罗米亚省最大的城市吉马，协调委员会甚至短暂掌权。
这些委员会与苏维埃——1905年和1917年在俄国出现的工人和士兵革命会议——并无二致。如果当时埃塞俄比亚有一个革命党，它就会发出号召，将所有委员会连接成全市、地区和全国范围的委员会。它自然会邀请士兵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与工人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共同参加会议。它还会发起一场系统的运动，争取军队中的基层士兵，并通过这种联系来武装工人。在此基础上，这样一个政党本可以夺取政权。
但当时埃塞俄比亚工人阶级刚刚诞生。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政党。诚然，从国外归来的学生已经开始形成未来群众政党的核心。但他们几乎还没有开始与工人建立联系。
事实上，学生们甚至没有像1917的俄国那样无产阶级通过工人阶级的民主统治机构领导革命的概念。相反，他们坚持毛主义的农民游击战争思想。如果说在一个国家检验毛主义农村游击战思想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那么这个国家肯定就是农民的埃塞俄比亚。但1974年发生的事件彻底打破了他们的计划，让他们完全措手不及。
因此，这对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工人阶级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洗礼。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组织起最先进的阶层并向他们澄清问题，它无法在革命中占据应有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事件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展开。
德尔格的崛起
通过让步，皇帝得以说服军队在3月返回军营。然而，就在军队暂时平静下来的时候，烟草工人开始罢工，1974年3月8日，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宣布举行总罢工。埃塞俄比亚社会中遭受压迫或伤害的每一个阶层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4月20日，10万穆斯林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游行，要求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和结束歧视。甚至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雇用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5]
各地提出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开除腐败官员、省长和军官。事实上，只有在承诺撤换令人憎恨的高级军官后，士兵们才会被说服返回军营。但到了4月，当大多数旧军官仍然在位时，军队第4师的协调委员会开始自行采取行动。它逮捕了约200名高级官员。
但在5月和6月，罢工运动开始退潮。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领导层来引导所有的不满情绪，事件的发展开始变得不均衡。
军队中现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罢工浪潮的暂时平息让士兵和下级军官们变得孤立无援。他们害怕发动政变，以免重蹈1960年政变组织者的覆辙。但他们又难以退却：实施逮捕已经覆水难收，他们害怕遭到报复。
就这样，委员会不断扩大到整个武装部队，直到1974年6月，第4师协调委员会要求每个部队向一个新机构派出三名代表（任何军衔均可，但不包括令人憎恨的旧政权高级军官）。该机构由106名代表组成，自称为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简称为“德尔格”（源自阿姆哈拉语中的“委员会”）。[6]
很快，这个强大的委员会开始大展拳脚。它礼貌地“要求”部长们执行这样或那样的请求......部长们几乎无法拒绝。德尔格甚至亲自去找塞拉西，“请求”皇帝允许它“与内阁合作”，以 “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塞拉西同意了，于是德尔格的行动有了法律保障。
简而言之，1974 年下半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后来被称为“爬行政变”的事件，德尔格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直到1974年9月，德尔格才最终宣布废黜皇帝。1975年，塞拉西在神秘的情况下去世——不难推测他是在德尔格的命令下被杀害的。
于是德尔格掌握了大权。
最初军队派代表被要求参加德尔格会议时，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其意义。毫无疑问，那些召集德尔格会议的人也同样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各种意外的因素最终各方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某些情况下，指挥官派遣不合群的人作为代表参加德尔格会议，只是为了让他们不碍事，但很快他们就会对此感到后悔。这场混乱的会议造就了埃塞俄比亚未来的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
在埃塞俄比亚统治着的是一个由士兵和低级军官组成的军事集团，而它自我宣称的统治权不会不受到质疑。1974年9月，意识到德尔格正在巩固军事独裁统治，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匆忙发出了组织总罢工的号召。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大罢工未能实现，德尔格采取了镇压行动并关闭了工作场所协调委员会。
军队其他部门的协调委员会，尤其是那些最同情工程兵团、空军和第一军中的工人的协调委员会，也对第四师协调委员会形成排他性小集团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这些要求文官统治、土地和大型企业国有化以及国家经济规划的人也遭到了镇压。
但是，德尔格为巩固其权力而实施的打击不仅针对左翼。它还围捕了来自旧贵族阶层的高级政府官员。1974年11月23日，德尔格处决了60名反对者，第一次尝到了血腥的滋味。其中大部分是旧政权的高级官员，但也有一些德尔格成员，包括首任主席阿曼·安东。这是德尔格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的前兆。
但统治集团并不满足于逮捕几名政权要员。为了巩固政权，它必须更进一步。1975年初，它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打垮了旧统治阶级。
虽然德尔格无意也不想将权力让给群众，但它现在必须依靠群众来打击旧贵族精英和旧国家。土地改革开始了。土地被国有化，并根据使用情况分配给农民。这些措施大受欢迎，一经宣布，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支持游行。[7]
依靠旧的国家机器来执行命令，德尔格无法打破贵族统治。因此，德尔格动员了大约6万名激进的学生和教师，派他们到农村去鼓动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这种鼓励几乎没有必要，但对德尔格来说，这项措施的好处是可以将成千上万激进青年分散到农村各地，因为德尔格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激进青年对其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还不止于此。城市住房被国有化，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多数主要行业也是如此。
德尔格的国有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实际上废除了埃塞俄比亚的资本主义——然而，被征用的资本价值不超过3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是英国和意大利主导的大银行的资本。埃塞俄比亚几乎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只占其余资本的一小部分。[8]
德尔格是什么？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一篇题为《殖民地革命与畸形的工人国家》（The Colonial Revolution and the Deformed Workers' States）的文章中分析了这一过程，他解释说，正在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但却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全部精髓在于，殖民地资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因为他们与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银行拥有土地抵押权，工业家在国内拥有土地庄园，地主投资于工业，这一切被纠缠在一起，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反对变革的既得利益网”。[9]
因此，埃塞俄比亚唯一能够夺取政权并承担起粉碎封建主义、进行土地改革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任务的革命阶级是工人阶级，并依靠农民阶级的支持。但工人阶级不会止步于此。它还必须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进攻和没收财产，从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尽管这些任务只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完成。因此，革命变得“不间断”了。
事件的发展轨迹与托洛茨基的预言相似，但不尽相同。1975年，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在埃塞俄比亚被粉碎。然而，它们并不是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被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夺取政权所粉碎的。相反，粉碎它们的是一个军事集团，它依靠群众给被废黜的资本家和地主以致命一击，但同时也给这些群众以打击。
如何给这种不寻常的制度定性？在此，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理论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可悲的是，埃塞俄比亚的两个主要毛派团体——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党）和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社运）——未能理解该政权的性质。他们的错误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起初，双方都指出了政权在1974年底对工人的镇压，并流于表面地谴责其为“法西斯”。然而，1975年的革命措施却让这两个团体彻底迷失了方向。
在试图描述德尔格的特征时，双方都抓住了其中的一个特点，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人民革命党出于其持续不断的镇压坚持将该政权称为“法西斯主义”。与此相反，社运则180度大转弯，指出德尔格的革命措施，并全力支持军政府。
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一样，每个盲人仅凭对大象一个部位的感觉，就对大象有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事实上，只有泰德·格兰特一人了解德尔格的真正意义。
埃塞俄比亚爆发革命时，工人阶级规模太小，缺乏夺取政权所需的领导能力。但是，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弱小的，那么埃塞俄比亚的资产阶级则更加弱小。
在这种僵局下，中下级军官开始夺取政权，并通过平衡阶级之间的关系使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群众和旧统治阶级进行打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典型特征，类比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它们往往在阶级斗争陷入僵局时出现。
在战后的所谓“第三世界”中，这种由军队在各阶级之间进行平衡以提高自身地位的制度已成为常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相似的条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旧的统治阶级因长期的社会危机而声誉扫地，无法再进行统治。但工人阶级缺乏征服权力的力量或领导力。阶级斗争因此陷入僵局。
但并非每个波拿巴主义政权都是相同的。
正如泰德·格兰特所解释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资本主义国家是最近才出现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没有像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那样经过几个世纪的完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巩固国家武装机构的忠诚，而只有通过认真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阶级才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许多中下级军官鄙视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侵吞一切，却对国家发展毫无贡献。战后几十年，当这些军官夺取政权时，他们毫无保留地给予旧统治阶级沉重打击。
主要帝国主义列强无法直接干预。恰恰在这个时候，殖民地革命的巨大浪潮迫使它们从直接的殖民统治中撤退和退出，这鼓励了许多军官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
在一些国家，军人政权得以对资本主义阶级的财产政权进行严重侵蚀：例如，在埃及，纳赛尔将一系列外国公司和重要资源国有化，包括苏伊士运河；在伊拉克，军人将油田和其他资源国有化。然而，国家不可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塑造社会。每个政权最终都必须以社会中的某种财产和阶级关系为基础。在这些国家，这样的征收从未达到完全废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它们终究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哪怕资产阶级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
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可以事先断言，类似的政权不可能走到底，不可能彻底剥夺孱弱的资本家阶级。
在殖民革命期间，这恰恰不仅发生在德尔格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也发生在叙利亚、缅甸，和毗邻的索马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这里，随着对资产阶级的彻底征收，资本主义被废除了。当然，鉴于埃塞俄比亚资本主义阶级的孱弱性质，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正如托洛茨基说过的那样：对付狮子，你需要一把枪，而对付跳蚤，一个指甲就够了。
但在这些政权下，工人阶级只是被动的旁观者，并没有行使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正如泰德·格兰特所解释的，当时没有苏维埃或工人权力机关：
“按照惯例，这种特设委员会和传统组织在革命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工人管理国家的艺术、是发展工人团结和理解的训练场。在胜利推翻资本主义后，它们将成为工人统治的工具，新国家和工人民主的机关。”
“但是，在东欧、中国、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地，推翻政权固然得到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他们的积极控制，显然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军官、游击队的领导人把工人和农民当作炮灰，仅仅作为支撑点，或者说是枪架。”
“他们或有意或无意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权力归于工人和农民，而是使其归于他们的精英掌权。”[10]
因此，这些政权可以被称为波拿巴主义。但它是以国有财产为基础的波拿巴主义，而不是以已被废除的资本主义财产为基础的。正如泰德·格兰特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政权是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它们以苏联畸形的工人国家为榜样，与苏联只有表面上的区别。
其他政权则通过不同的途径取得了同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古巴，资本主义是在胜利的游击队手中被征收的。在东欧，征收是从1948年起在红军的命令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在过程中其可能得到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支持，但却缺乏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
苏联在1917年成立之初是一个健康的工人民主政权，但在孤立和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发生了变质，导致工人阶级被寄生的特权官僚机构进行政治剥削，而经济计划却依然如故。这些新政权与俄国堕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无本质区别。
随着红军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里有可以复制的现成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范例。苏联官僚化的带引号的社会主义的存在对所谓“第三世界”的军官集团有着磁铁一般的吸引力——其官僚化的畸形只会增强其吸引力。
毕竟，以苏联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似乎表明，欠发达国家还有另一条出路，即可以通过计划经济发展社会，同时又允许最高层继续享有巨大的特权。正如泰德·格兰特所说：
“向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转变实际上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威望、特权和收入。他们成为社会唯一的指挥阶层，比过去更高地凌驾于群众之上。他们不再屈从于软弱、懦弱和无能的资产阶级，而是成为社会的主人”。[11]
在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中，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丝毫独立都会威胁到特权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后者对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毫无兴趣。当这种反对意见成为严重威胁时，统治阶层必然会不可避免的予以镇压。因此，人民革命党将其描述为一个试图通过镇压来巩固自身的独裁政权是正确的。正如泰德·格兰特所解释的那样
托洛茨基曾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解释说：“除了工业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之外，俄国的政治体制是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的政治体制与希特勒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区别，只有一个决定性的事实：一个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维护和拥有特权，而另一个则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基础拥有特权、权力、收入和威望。”[12]
这种财产关系上的差异是关键所在。因此，将德尔格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并以抽象的“民主”概念来反对它，人民革命党犯下了政治错误，削弱了自身挑战德尔格的能力。德尔格的独裁手段，只要是用于群众，就会遭到憎恨。但是用来对付封建领主和资本家的独裁手段，不仅是极受欢迎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进步的。抽象的“民主”言论使人民革命党受到了德尔格的指责，说它是反革命的第五纵队，为反革命阶级的民主权利挺身而出。
与此同时，社运的理论错误使其堕落得更加一败涂地。社运只支持德尔格的革命行动，并全力支持它打击其敌人，这使社运屈从于小资产阶级军官，当门格斯图试图通过镇压革命青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时，它发现自己成了门格斯图恐怖罪行的同谋。
门格斯图的崛起
德尔格上台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这个机构团结起来，它倾向于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统治集团。它当然不会声称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半点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其成员完全格格不入。如果说军官们是被一种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的话，那么这种意识形态乃是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概括起来就是德尔格的口号：“埃塞俄比亚第一”（"Ethiopia Tikdem"）。
德尔格很快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其中包括如何应对社运，特别是人民革命党日益增长的群众影响力。后者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它得到了绝大多数青年的支持，攫取了埃塞工联的领导权，而且从各方面来看，它在军队内部的影响力也在迅速增长。德尔格内部还出现了其他分歧，例如如何处理厄立特里亚民族问题。
在这些分歧中，一些个人野心家也施展了阴谋诡计，其中最大的阴谋家就是门格斯图。出于实用主义而非原则性的原因，门格斯图通过寻求苏联的支持以及巧妙地操纵学生领导的毛派团体之间的分歧，看到了提升自己的机会。
随着激进的学生从流放归来，门格斯图的派别开始接触社运成员，并与他们合作。社运愚蠢地认为他们可以“影响”门格斯图，他们甚至给门格斯图上了一堂被他们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课！事实上，门格斯图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只是足以成为一名有效煽动者的花言巧语。正是他在利用社运，他官僚化地将社运的干部们安插在国家机关、被称为kebeles(自治街坊联合会)的居委会、甚至是部长职位上。
到了1977年2月，在社运和各自治街坊联合会的支持下，加上苏联的撑腰，门格斯图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夺取政权。他屠杀了德尔格内的异己，使德尔格沦为了他个人独裁统治的橡皮图章委员会。
为了巩固独裁统治，他的下一步行动必须是清算革命，特别是清算革命的先锋队。这意味着要消灭毛派的群众政党。在门格斯图和社运反常地称之为“红色恐怖”的行动中，一场谋杀运动降临到了人民革命党和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头上。可耻的是，这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恐怖得到了苏联的全力支持，特别是技术援助，包括电话窃听器、高科技监控设备和情报专家。[13]
忠于门格斯图的陆军部队，以及由社运干部领导的、与各自治街坊联合会有联系的出自流氓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徒，对人民革命党发动了攻击。
1977年五一劳动节，人民革命党在亚的斯亚贝巴组织了一次五一集会。政权以机枪还击，造成1000多人死亡。众所周知，还没等父母们从医院停尸房取回尸体，他们就被收取了把他们孩子打的千疮百孔的子弹的费用。
门格斯图的恐怖统治导致了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的死亡——他们是革命一代的花朵。很难想象有哪个政权在对受害者使用酷刑的种类和残忍程度上超过了门格斯图。[14]
这一时期的幸存者称，1977年至1979年期间，埃塞俄比亚城市中15岁至40岁的男女几乎没有谁没有在该政权的监狱中遭受过酷刑。
到1977年年中，人民革命党在城市地区几乎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干部纷纷逃往乡村。
待依仗浪人无产阶级粉碎了人民党之后，1977年下半年，第二波恐怖运动便开始了。这一次，主要目标正式是社运本身。这是一次简单得多的警察行动。社运没有地下组织，其成员也为政权所熟知。它很快就被消灭了。
到1979年，门格斯图正式使埃塞俄比亚成为一党制国家。他采用了苏联官僚政权的所有方法和对外机构。
但在消灭了革命青年之后，门格斯图政权恰恰扼杀了人口中可能为维护革命成果而战斗的那部分人。这是一个软弱的政权，并随着离心力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上风变得更加弱小。
从内战到崩溃
到了该年代，城市中的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死寂。那些继续反抗政权的人则在乡村的游击队根据地继续战斗。许多逃离城市的青年加入了所谓的“马列主义”民族主义游击运动。
事实证明，门格斯图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埃塞俄比亚革命所开始的任务，尤其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具有爆炸性的潜力，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前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
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借用列宁的名言，将埃塞俄比亚描述为“民族的监狱”，这并非毫无道理。在1917年之前的俄国，民族问题也同样尖锐。这需要布尔什维克采取最敏感的政策来说服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利益与俄国工人的利益完全一致，并将各民族工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运动。
为说服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高加索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要结束沙皇俄国野蛮的民族压迫，布尔什维克承诺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甚至包括分离权。
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人从塞拉西时代就开始了长久的独立斗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游击运动开始爆发，并随着农民群众的革命觉醒而发展壮大。索马里叛乱分子在欧加登崛起，从1975年起，激进的学生建立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提人阵），该阵线至今仍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个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健康的工人政权本可以避免内战。事实上，提格雷叛乱分子的主要诉求甚至不是分离，而是自治，而自治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与德尔格完全格格不入。
军官们奉行“埃塞俄比亚第一”的民族主义政策，习惯于将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他们采用独裁手段来粉碎厄立特里亚人、索马里人、提格雷人和其他人的民族愿望。
门格斯图的“红色恐怖”进一步激化了局势，使被压迫民族相信这个政权与皇帝的政权没有什么区别。门格斯图土地政策中的官僚主义手段进一步煽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倾向。
为了解决土地极度分散的问题，政权发起了一场“村庄化”运动——强迫农民在未开垦地区重新定居，这些地区通常环境恶劣。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过程被官僚主义搞砸了，农民们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支持。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一令人憎恨的政策被证明只是冷酷的反叛乱政策的遮羞布，其目的是重新安置同情游击队的农民社区。
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恐怖事件发生时时趁乱玩弄的完全反动的棋局也必须在此提及。莫斯科乐于帮助门格斯图上台。但在此之前，苏联一直与索马里巴雷少将的政权和与塞拉西专制政权作战的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结盟。
索马里政权也没收了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从根本上说与德尔格政权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也奉行狭隘的民族主义路线，在苏联的武装下，巴雷准备发动战争，从埃塞俄比亚手中吞并欧加登。
莫斯科试图调和它的两个盟友，最初主张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组成联邦。非洲之角的社会主义联邦可能确实是该地区人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被狭隘的民族主义集团所控制的事实排除了这种结果。
俄罗斯官僚机构做了什么？他们干脆抛弃了老盟友，转而与门格斯图结盟。此举毫无原则可言，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地缘政治利益，而埃塞俄比亚则是莫斯科更大的“奖品”。
俄国的支持没能挽救门格斯图政权。尽管计划经济有其优势，但在埃塞俄比亚当时普遍落后的条件下，一场孤立的革命总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在门格斯图统治下，官僚管理不善和毁灭性的内战加剧了这种孤立状态。这反过来又与创纪录的低降雨量相结合，导致了1984-85年的恐怖饥荒和数十万人的死亡。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从饱受战争蹂躏的北部地区再次掀起令人厌恶的重新安置浪潮。
由于门格斯图政权的最终垮台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避免，（已经自顾不暇的）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撤回了对其的支持。随着苏联的解体，孤立无援的门格斯图试图顺应潮流，放弃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夜之间皈依了市场的力量。顺便提一句，在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与门格斯图政权作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也是如此。
1991年，随着提人阵及其盟友一举掌权，门格斯图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同年，西亚德·巴雷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在邻国索马里垮台，导致国家崩溃、内战、饥荒、和伊斯兰叛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更是雪上加霜。
门格斯图政权垮台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市场在非洲之角嚣张一时。它带来了什么？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出现了新的、残暴的统治集团。
2000年代，埃塞俄比亚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曾一度被誉为经济奇迹。但现在，这一奇迹已经开始消退，所有的旧伤正在再次撕裂。动乱、提格雷内战、饥荒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地区数百万人的头顶、政权之间的好战言论。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正在非洲之角创造的未来：可怕的苦难、大屠杀、种族纷争、和饥饿。简单来说：野蛮主义。
但是，非洲之角人民的前方还有另一条道路。今天，整个非洲大陆都是一口沸腾着不满的大锅。五十年前还在埃塞俄比亚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人阶级，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如果埃塞俄比亚的工人和青年能够建立一个汲取了过去教训的革命党，那么，与1974年相比，他们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浪潮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这次革命浪潮将与上一次革命浪潮截然不同。
导致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兴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民族主义模式已死。它始终是一条死胡同。下一波革命浪潮若要向前推进，就必须让权力直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没有任何军官、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游击队能替工人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教训。下一波革命浪潮必须让工人阶级掌握权力，并在全大陆、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斗争，推翻各地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也只有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地方仆从手中夺取了经济杠杆的时候，我们才能认真地谈论发展生产力、结束民族和种族纷争、以及为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创造一个没有匮乏、悲惨、和劳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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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 Tiruneh，《埃塞俄比亚革命（1974 年至 1984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1 页。
[2] A Bertha，《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政治史》，Tsehai 出版社，2009 年，第 54 页
[3] A Tiruneh，《埃塞俄比亚革命（1974 年至 1984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64 页。
[4] 同上，第 63 页
[5]同上，第72页
[6]同上，第104页
[7] 同上，第 152 页
[8]同上，第 139 页
[9] T Grant，"殖民革命与畸形的工人国家"，载于《未断之线》，Fortress，1989 年，第 349-350 页。
[10] 同上，第 355 页
[11] 同上，第 345-346 页
[12] 同上，第 363 页
[13] J Wiebel，"埃塞俄比亚红色恐怖"，载于T. Spear（编辑），《牛津非洲历史研究百科全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0 页
[14]见 B Tola，《杀死一代人》，埃塞俄比亚自由出版社，198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