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列宁年选》中，我们将探讨列宁的一篇不太为人所知的著作，这是一篇针对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称为“极左主义”的趋势的重大论战。列宁于1909年写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The Faction of Supporters of Otzovism and God-Building）就马克思主义策略与哲学中的关键问题，与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内无原则的极左派别试图修正它的企图展开论战。（按：原文于2024年4月11日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译者：张义君）
1905年的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沙皇政权的根基。事后看来，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显然是该运动的高潮。然而，就在运动在两个首都城市中大致消退的时候，在各省它才刚刚开始，并在1906年继续高涨。
列宁是最不愿意为革命签发死亡证明的。但到了1907年，潮流明显退潮，到1909年，反革命则如火如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清醒地评估形势。
工人和农民都垂头丧气。向叛乱者兴师问罪的队伍被派往各个村庄。数千人被监禁，数千人被处决。绞索获得了以沙皇尼古拉斯的新首相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绰号：“斯托雷平的领带”。
俄罗斯各地的情绪变得阴沉。悲观和冷漠取代了革命乐观主义，工农纷纷放弃了集体斗争。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享乐、酒精以及列宁所说的“精神的酒精”，也就是宗教和时髦的信仰这样的东西中寻求个人的逃避。
党也受到这些神秘主义和哲学反动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波格丹诺夫（Bogdanov）发表了他的著作《经验一元论》（Empiriomonism），宣扬了两位欧洲科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理查德·阿芬纳留斯（Richard Avenarius）的流行唯心主义哲学。
与此同时，党内甚至兴起了所谓“造神”热潮。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高尔基（Gorky）对这种新时尚特别热衷，他们在那不勒斯湾附近的卡普里岛与波格丹诺夫一起流亡国外，并兴致勃勃地追寻着这种新潮流。
卢纳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对“造神”特别热衷。//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根据“造神者”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适应充斥俄国的神秘主义垃圾浪潮，并寻求建立一种基于“人类之爱”和“博爱”等世俗或不可知论原则的宗教，以区别于当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有神论宗教邪教。但这只不过是同一种精神麻醉剂的“世俗化 ”版本而已。
在每一个反动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席卷运动的外来阶级思想潮流相结合。有些人真诚地认为，这是赢得他人支持、打破马克思主义者孤立状态的唯一途径。但是，无论其代表者多么真诚，这种思潮始终为那些寻求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充当了意识形态的桥梁。
因此，与这种思潮的斗争就成了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决定在1909年的代表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等著作中抄起棍棒反对波格丹诺夫。
“召回主义者”
与这一哲学思潮有派系联系的是一群被称为“召回派”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推行极左的战术路线，列宁也拿起武器反对这一思潮。
在反动时期，有秩序的撤退是必要的。党必须尽可能保持其队伍的完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1905-1906年新工人的涌入使党的队伍壮大了。现在，士气低落和逮捕行动使他们的队伍日渐消瘦。
整个地方党组织都被秘密警察瓦解了。再次流亡的领导人与俄罗斯内部仅保持着极少的联系。许多流亡者陷入孤立无援、士气低落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党在战术上采取了快速的转变。
1905-06年——革命进攻的年份——布尔什维克集中精力准备起义。这是当务之急。当时的任务是训练工人使用枪支和大炮，为与沙皇的决战做准备。在此背景下，布尔什维克抵制1906年第一届杜马选举是正确的。因为推翻沙皇专制的任务立即摆在面前，在这种时候参加议会这场不民主的闹剧，只能造成混乱。两个多月后，第一届杜马被沙皇可耻地解散，这一策略得到了正确的验证。
但到了190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放弃对起义的任何谋划，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列宁坚持要求布尔什维克开始与前一时期兴起的武装团体保持距离。当群众向前冲的时候，工人的武装队伍就成为了革命的先锋力量。但在这些条件过去之后，这些武装团体仍然过着脱离群众的生活，他们现在已经堕落为冒险主义和犯罪行为。
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准备暴动，而是恢复耐心的宣传和鼓动。在斯托雷平治下俄国的窒息气氛中，党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来接触工人。这包括参加1907年的杜马选举（党此前曾抵制杜马选举），以及在现有的合法工人组织中开展耐心的工作。这并不是因为从这种无权力的、反动的议会中可以期待任何变革，而是因为在议会中拥有代表将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一个难得的，拥有大量听众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为新的革命高潮进行鼓动和并为其做好准备。
卡普里岛根本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秘密派系中心。//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但党内的其他人却一直在重复那些死记硬背的老话，这些话是从现在已经过去的革命时代里学到的。后来被称为“召回派”的派别主张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抵制选举。召回派中包括波格丹诺夫，他声称，在反动势力不断入侵的情况下，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 相反，他敦促党……继续训练武装团体并渗透沙皇武装部队！
正如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中所说：
“把斗争的高级形式，这种没有群众的直接冲击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未能成功的形式，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时期作为‘可行的’形式提到首要地位；而把斗争的低级形式，这种不要求通过群众斗争来直接破坏法律，而主要是利用法律来进行宣传鼓动以培养群众的斗争意识的形式，宣布为‘不可行的’形式！！ ”
波格丹诺夫的提议虽然听起来非常激进，但它只是空洞的言辞，与现实不再有任何联系。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洞的噪音，他们“除了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引人注目的”口号”，从无产阶级政党中什么也没学到。
1909年年中，波格丹诺夫、卢卡拉斯基和高尔基流亡到偏远的地中海岛屿卡普里岛，远离其他流亡活动中心，例如列宁驻扎的巴黎，他们建立了看似无害的所谓“党校”。他们打着党的旗号，从俄罗斯送来工人来教育他们，教育的不是党的思想，而是他们不同的召回主义、经验主义和“造神”思想。事实上，卡普里岛根本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秘密的派系中心。
波格丹诺夫通过建立这所“学校”践踏了党内民主。像所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样，他主张自己有权以党的名义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他将这一权利置于广大党员以民主方式追究个人责任并决定以党的名义所说的内容的权利之上。结果，他首先被《无产者报》（Proletary）编辑委员会开除，然后被彻底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派。
极左主义和唯心主义
波格丹诺夫极力避免被贴上召回主义者的标签，高尔基和卢纳察尔斯基则极力避免被称为“造神派”，但两人都不愿放弃自己的派系主义。从本质上讲，尽管他们竭力辩驳，他们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唯心主义和极左趋势。
列宁在 1909 年所反对的召回主义思想是一种极左宗派主义，他在 1920 年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中再次对这种思想进行了精彩的驳斥。
每次极左宗派主义思潮出现时，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重复特征。宗派主义不是对现实进行透彻的分析，找出客观存在的现象的内容，而是只利用外在的形式来得出结论。“这是资产阶级议会，因此我们不能与之发生任何关系”、“这是反动工会，因此我们不能在其中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推翻沙皇统治，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发动进攻”。现实被置于先入为主的模式之中。宗派主义者不去面对现实（无论有时多么令人不快）是什么，而只去面对现实应该是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按照图式进行的。简而言之，宗派主义的方法是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很像马赫的哲学思想，而波格丹诺夫正是从马赫的哲学思想中获得灵感的。
在俄罗斯国内，许多布尔什维克自然地抵制参加杜马选举。这些阶级战士满怀希望看到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最终可能会提上议程。因此，许多人倾向于同情召回派的抵制呼吁，而波格丹诺夫的集团试图对他们施加影响，引诱他们去自己的学校。
但经验很快告诉俄罗斯境内的党的工作人员，立即与沙皇决战是不现实的。事实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的主张取得了胜利。即使是在卡普里的波格丹诺夫派别学校里，也有一半的学员很快起身抗议，说他们被蒙骗了，学校宣扬的思想与党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反对召回主义的斗争代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党的干部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并增强了列宁在他们眼中的政治权威。
下周，我们将回顾列宁1913年写的一篇短文，至今仍然是所有寻求理解马克思主义起源的同志的经典读物：《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The 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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