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南非共产党（CPSA）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由于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在所谓的“第三时期”采取了灾难性的政策，加上以官僚驱逐和激烈的个人冲突为特征的有害的的内部制度，该党沦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宗派。（按：本文原文刊登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季刊2024年4月刊）
在此期间，一些被开除出党或因厌恶而离开党的共产党员团体开始围绕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思想展开活动。其中一个南非托派团体于1933年7月在开普敦成立了“列宁俱乐部”，并于1934年8月开始起草政治提纲，以期成立一个政党：南非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South Africa）。
在起草过程中，小组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多数派向左翼反对派国际秘书处提交了一些纲领，征求其意见。在提纲中，多数派拒绝了当时由斯大林主义的南非共产党提出的在南非建立“黑人共和国”（Black Republic）的口号，认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让步，与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为推翻资本主义、像苏联那样建立工人国家而进行的联合斗争背道而驰。
托洛茨基在信中结合南非的国情探讨了这一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解释了“黑人共和国”等“民族民主”要求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
在南非首次民主选举30年后，我们再次全文刊登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因为它简短而精辟地将共产主义方法具体应用于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托洛茨基在信中还提出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在后来的事件中被证明是预言性的，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在推翻种族隔离运动中的核心作用；199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对南非工人明确的社会要求的背叛；以及南非共产党完全放弃任何政治独立性，这阻碍了工人阶级在南非革命中发挥独立作用。
30年过去了，南非革命的社会目标仍然完全没有实现。只有由独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为南非人民群众摆脱危机提供出路。
致南非革命者的信
这些提纲显然是在认真研究了南非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著作，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所有问题是革命组织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我们南非朋友的例子再次证明，在当今时代，只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就是始终如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会对理论采取严肃的态度，分析现实，先学自己，再教别人。斯大林官僚主义早就用无知和无耻的结合体取代了马克思主义。
下面，我想就作为南非工人党的提纲草案发表一些看法。在任何情况下，我发表这些意见都不是为了反对提纲的内容。我对南非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不能妄想对一系列实际问题发表完全结论性的意见。
只有在某些地方，我才不得不表达我对提纲草案某些方面的不同意见。但在这里，就我在远处的判断而言，我们与提纲的作者在原则上也没有分歧。这只是在与斯大林主义有害的民族政策的斗争中产生的某些争论性的夸张。
但是，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不能掩盖哪怕是微小的表述上的不准确之处，相反，我们要揭露这些不准确之处，以便进行公开讨论，从而得出最清晰、最无可指责的文本。这就是下面这些文字的目的，因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南非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从事的这项伟大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中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英国的南非属地仅从白人少数的视角来说是自治领。从黑人多数的角度来看，南非是一个奴隶殖民地。
假如英国帝国主义继续统治南非，那就不可能发生社会激变（首先是土地革命）。推翻英帝国主义在南非的统治对于社会主义在南非和在英国本身取得胜利一样不可或缺。因此，驱逐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和代理人的斗争是南非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黑人共和国？
推翻英帝国主义在南非的霸权可能是英国军事战败和帝国解体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白人仍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几乎不是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对黑人的统治。
另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可能与第一种可能性有关，那就是英国及其属地发生革命。南非四分之三的人口（近800万总人口中的近600万）是非欧洲人。没有本土群众的觉醒，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这也会给他们带来今天所缺乏的东西——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个人意识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共和国将首先成为一个“黑人”共和国；当然，这并不排除白人的完全平等，也不排除两个种族之间的兄弟关系——这主要取决于白人的行为。但完全显而易见的是，从奴役臣属中解放出来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将会给国家打上某种烙印。
只要革命胜利，不仅会彻底改变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会彻底改变种族之间的关系，并保证黑人在国家中享有与其人数相称的地位，那么南非的社会革命也就具有了民族性。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问题的这一面视而不见或贬低其重要性。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在言行上公开、大胆地把民族（种族）问题的解决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也必须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
民族解放的历史武器只能是阶级斗争。从1924年开始，共产国际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的提纲变成了空洞的民主抽象概念，将其凌驾于阶级关系的现实之上。据说，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不同阶级（暂时）从物质利益中解放出来，成为单纯的“反帝”力量。
为了让这些精神“力量”勇敢地完成共产国际交给他们的任务，共产国际许诺给他们一个精神上的“民族民主”国家作为奖励——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列宁的公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提纲指出，列宁在1917年公开地、一劳永逸地抛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似乎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为了避免误解，还应该补充一点：a)列宁始终谈的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而不是精神上的“人民”的国家；b)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斗争中，他提出的不是一个由所有“反沙皇势力”组成的集团，而是执行独立的无产阶级阶级政策。
“反沙皇”集团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左派，即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布尔什维克始终与这些政党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当提纲说“黑人共和国”的口号和“白人的南非”的口号对革命事业同样有害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后者是支持彻底压迫，而前者则是迈出解放的第一步。
我们必须果断地、毫无保留地接受黑人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权利。只有在共同反对白人剥削者统治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和加强黑人和白人劳动者的团结。
选择权在他们手中
胜利之后，黑人可能会发现没有必要在南非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当然，我们不会强迫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由地做出这一决定，而不是被白人压迫者的鞭子（sjambok）所强迫。无产阶级革命者决不能忘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完全分离的权利，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必要时手持武器捍卫这一权利的责任。
提纲非常正确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十月革命带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本身无力应对沙皇的民族压迫。只是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农民的土地运动给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专政的可能性，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才得到了大胆而果断的解决。
但是，民族运动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结合起来，完全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其整个历史中与大俄罗斯压迫者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始终毫无保留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包括脱离俄国的权利。
然而，列宁对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与不肖门徒的政策并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党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式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完全拒绝与沙皇俄国的众多小资产阶级“民族”党派（沙皇时期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楚琼【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组成骗人的“反帝”集团。
临时联盟
布尔什维克总是毫不留情地揭穿这些政党以及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谎言，揭穿他们的摇摆不定和冒险主义，尤其是揭穿他们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的意识形态谎言。列宁没有停止他的顽固批判，即使是在环境迫使他与他们达成这种或那种偶尔的、仅仅是实践性的协议时也是如此。
不可能在“反沙皇”的旗帜下与他们建立永久的联盟。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时期成功地抛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族小资产阶级政党，把农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完全得益于其不可调和的阶级政策。
提纲中提到：“我们决不能，为了赢得本地群众，在民族主义口号上与非洲国民大会（非国大，ANC）竞争”。这一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需要具体的阐述。由于对国民大会的活动不够了解，我只能在类比的基础上概述我们对它的政策，并事先声明我愿意对我的建议进行一切必要的修改补充。
1.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当非国大受到白人压迫者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沙文主义代理人的攻击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保卫它。
2.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认为非国大的纲领中进步的倾向比反动的倾向更重要。
3.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本国群众面前揭露非国大由于其肤浅的调和政策，甚至连自己的要求都无法实现。与非国大相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制定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纲领。
4. 假如形式所迫，只有在严格规定的实际任务的框架内，在我们自己的组织保持充分和完全的独立性以及政治批评自由的情况下，才允许与代表大会单独达成临时协议。
提纲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不是“民族民主国家”，而是南非的“十月”。提纲令人信服地证明：
a. 南非的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在基础上是一致的；
b. 这两个问题只能以革命的方式解决；
c. 这些问题的革命性解决必然指向领导当地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
d. 无产阶级专政将开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重建的时代。这一结论是整个提纲结构的基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但必须通过一系列战术口号，让群众接受这一总体“战略”方案。只有在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具体情况以及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每个特定阶段提出这些口号。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想简单谈谈民族口号和土地口号的相互关系。
提纲多次强调，必须把土地要求而不是民族要求放在首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为了不与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白人沙文主义者作对而搁置或削弱民族口号当然是罪恶的机会主义，这与提纲的作者和支持者是绝对格格不入的。这一点从充满了革命国际主义精神的提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提纲在谈到那些为白人特权而战的“社会主义者”时，令人钦佩地指出，“我们必须把他们认作是革命的最大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另一种解释，这在文章本身中也有简要说明：落后的本地农民群众直接感受到的土地压迫要比民族压迫大得多。
这是完全可能的。大多数当地人是农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白人手中。俄国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长期寄希望于沙皇，顽固地拒绝得出政治结论。
对于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口号“土地和自由”，农民长期以来只接受了第一部分。几十年的土地动乱和城镇工人的影响和行动才使农民将这两个口号联系起来。
被奴役的班图贫民很难对英国国王或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抱有更多的希望。但这种极端的政治落后还表现在他缺乏自我意识。同时，他对土地和财政束缚的感受也非常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可以而且必须首先从土地革命的口号出发，以便根据斗争的经验，一步一步地使农民得出必要的政治和民族结论。
先进工人的作用
如果这些假设性的考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关心的就不是提纲本身，而是如何将提纲贯彻到本地群众的意识中去。
考虑到革命干部人数较少，而农民又极为分散，因此，至少在近期内，影响农民的方式即使不只能是，也主要是通过先进工人。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本着明确认识土地革命对南非历史命运的意义的精神来培养先进工人。
南非的无产阶级由落后的黑人贱民和有特权和傲慢的白人组成。这就是整个局势的最大困难所在。正如纲领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腐朽资本主义的经济动荡必须强烈动摇旧的壁垒，促进革命的凝聚工作。
无论如何，革命者能够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是对白人的特权和偏见做出哪怕是最小的让步。谁对沙文主义这个恶魔伸出小手指拉钩，谁就无药可救了。
革命党必须向每一个白人工人提出如下选择：要么与英帝国主义和南非白人资产阶级联合，要么与黑人工人和农民联合，反对白人封建主和奴隶主及其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
当然，如果英国本身能从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推翻英国对南非黑人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以前的母国决裂。一个苏维埃的英国将能够通过那些在行动上、在实际斗争中将自己的命运与现在的殖民奴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白人，对南非施加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这种影响的基础不是统治，而是无产阶级的相互合作。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苏维埃南非将对整个黑人大陆产生影响。帮助黑人赶上白种人，与他们携手登上新的文化高峰，这将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而崇高的任务之一。
最后，我想就合法组织和非法组织的问题，就党的构成说几句话。
提纲正确地强调了组织与革命任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用非法组织【编者注：即地下组织】来补充合法机构。当然，没有人提议建立一个非法机构来履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由合法机构履行的职能。
但在政治危机即将来临的条件下，必须建立党的机构的特殊非法核心，并根据需要加以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公开地，也就是在阶级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某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而，在特定时期内，革命者非法或半合法工作的最重要形式是在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工会中开展工作。工会领导人是资本主义的非官方警察，他们对革命者进行无情的斗争。
我们必须有能力在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而不是落入反动机器的打击之下。这是非法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特定时期，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会中的革命团体如果在实践中掌握了所有必要的密谋规则，就能够在情况需要时将其工作转变为非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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